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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爱国英才联合会（香港）终身荣誉主席 庄炎林同志在人民大会堂

1942年桂林“七·九”事变发生后，省工委书记钱兴布置安排在桂林的党组织和大部分党员安全转移后，自己和妻子邹冰(省工委秘书)在房东的掩护下安全脱险，转移到灵川县隐蔽。随后为了省工委机关的安全，钱兴经过对桂中、桂东多个地方的秘密考察后，于1942年10月将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从桂林城转移到了桂东农村——英家。钱兴书记与邹冰到英家之后，首先第一个就是将在荔浦活动的庄炎林调到英家任省工委机关交通联络员，这位华侨子弟出身的年轻人随后成为转移到英家之后的省工委机关的重要人物之一。

庄炎林，1921年11月21日生于上海。1938年上海沦陷后，他从上海到了桂林，先在桂林中学读书，当年11月参加了广西学生军。1940年夏，离开学生军，回到桂林中学读书，1940年12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意识的培养下，在桂林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庄炎林就读广西大学，先后任该校新生支部副书记、书记。1942年桂林“七·九”事变后，与卢蒙坚一起完成广西大学学生党员撤离后，省工委安排庄炎林到柳州通知柳州方面的地下党转移。在柳州，庄炎林在融安县吴赞之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到桂林荔浦县黄嘉的家里隐蔽，期间恰遇省工委书记钱兴到荔浦向黄嘉布置工作，庄炎林与钱兴第一次相见，随后庄炎林随钱兴到了英家，成为钱兴与邹冰夫妇之后第一个到英家省工委机关工作的人员，不久黄嘉、肖雷、吴赞之、韦立仁等也相继调到英家，担任相应职务。

庄炎林到英家省工委机关，主要负责柳州、梧州等地的地下党交通联络工作。期间，为了解决省工委活动经费，庄炎林曾回到桂林找到父亲庄希泉，请其给予资助，并与其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占区回到香港，变卖其留在香港的家产，将所得钱款全部交给中共广西省工委，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桂林“七·九”事变之后，中共广西省工委曾一度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为了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省工委曾几次派庄炎林回桂林，通过其父亲的关系，找到了原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的张兆汉(公开身份是《广西日报》驻柳州办事处主任)，通过张兆汉的组织关系，将桂林“七·九”事变后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1943年下半年，受省工委的指派，庄炎林与韦立仁、李琳琳、何梅珍、覃舜恩先后到了苍梧石桥镇开辟新据点，以石桥中心小学老师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作，建立支部，庄炎林任石桥支部书记。

1944年春，因事态变化，庄炎林等人从苍梧石桥撤回钟山英家。

这年7月，张兆汉在柳州向庄炎林转达中央“放手发动群众，加强抗日宣传，做好武装斗争准备，组织抗日游击武装，逐步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接到中央转达的指示后，庄炎林即刻赶回钟山英家，向省工委书记钱兴作了汇报。经省工委研究，做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决定，且派人分头向全省各地党组织传达、布置，庄炎林奉命先后到柳州各地和桂林阳朔向当地党组织传达省工委指示。这段时间，庄炎林经常来回柳州、英家，穿梭在张兆汉、钱兴之间，使省工委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同时也常到柳州等地把省工委的指示传达到各地党组织。

1944年桂林即将沦陷，何香凝、千家驹、欧阳予倩、张锡昌、高士其、莫乃群等一批文化名人自桂林到了昭平，不久又迁至昭平黄姚。这些文化名人到黄姚后，为了筹办《广西日报》(昭平版)，托欧阳予倩与庄炎林的父亲庄希泉取得联系，找到庄炎林，希望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随即，庄炎林向钱兴书记作了报告，钱兴书记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与这些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合作，可以利用报纸的合法地位，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对开展敌后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极为有利。1944年11月1日，在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广西日报》(昭平版)顺利创刊。这段时间，在庄炎林的牵线下，省工委书记钱兴常到昭平黄姚与欧阳予倩、张锡昌等报社负责人交谈国内外形势和开展桂东敌后抗日民主运动的问题，《广西日报》(昭平版)且以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作为办报的指导思想。

1944年8月，庄炎林几经阳朔兴坪传达省工委决定和指示，成立一个以党员为核心的当地进步青年为主体的抗日组织——兴坪青年抗日宣传队(后改为“兴坪青年战时服务队”)，桂林沦陷后，服务队改为第四中队，1945年2月，省工委任黄嘉为中共桂东北特派员，肖雷为副特派员，从英家到兴坪加强第四中队工作，随后又先后从英家调肖含芳、李林林、覃舜恩、韦立仁、朱维新、何一宏等人到第四中队加强领导，充实第四中队力量，这个月20日，黄嘉等人以第四中队为基础，成立了一个由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抗日武装——“临阳联队”，这段时间庄炎林经常来回于英家和兴坪，了解联队情况，传达省工委指示。

1945年7月，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抗战接近尾声，为了防止国民党对临阳联队的打击破坏，省工委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将临阳联队化整为零，派庄炎林再次到临阳联队，向临阳联队传达省工委会议精神和决定。随后，庄炎林与临阳联队的战士一起经历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围追堵截的战斗和与日军运粮队的遭遇战。在撤退转移时，根据安排，庄炎林、陈寅星、孙忆冬等9个中队以上干部因为是外地人，且带枪支走瑶山，在经历一次战斗后，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于8月中旬冲出了包围圈，回到英家。  

抗战胜利后，由于形势的变化，为了取得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1945年9月3日，庄炎林陪同省工委书记前往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广西党建工作。为了节省经费，他们一路步行，直至贵州。到了贵州因遇见其父亲一个朋友，向其借了钱作路费，才坐上汽车。到达重庆后，庄炎林通过抗战时期转移到这里的七姑，找到了张兆汉，再通过张兆汉的关系将两人到重庆的情况报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荣高棠的安排下，他们住进“八办”，开始撰写汇报材料，几天后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接待了他们，材料写好后，钱兴向王若飞汇报广西省工委工作情况和广西各地党组织情况，庄炎林向钱瑛汇报广西“七·九”事变经过，期间，王若飞转达了周恩来副主席对广西地下党工作的看法和指示:“广西党在1942年遭到敌人破坏后，坚持斗争，保存了党的一部分力量，在那里坚持了党的旗帜，这是很好的”，肯定了广西省工委的工作。

庄炎林与钱兴在重庆“八办”前后住了十多天，汇报完毕，在庄炎林七姑的支持下回到广西。到了桂林后，根据形势需要，在钱兴书记的主持下，成立桂林市工作委员会，庄炎林担任了桂林市工委书记。

1946年春夏间，庄炎林受省工委书记钱兴的委派到了上海、南京与党中央联系(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到南京)，在南京梅园新村，钱瑛且接待了他，并把他留在南京工作，后又派到上海，先后以华侨通讯社记者，《经济周报》记者身份，从事党的联络工作。曾主持《经济周报》工作和《上海人民报》总编，上海解放后，转入《解放日报》社工作，随后，在张鼎丞的领导下，筹建上海知识青年随军南下服务团，并任服务团党委委员，青年团团委书记，青年处处长。

全国解放后，庄炎林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委青委书记，青年团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福建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1974年调任国家外经部工作，派往非洲任中国驻坦桑尼亚经济代表，负责坦桑尼亚经济援助工作(包括援建的坦赞铁路等项目)；1977年回国后，任外经部办公厅主任；1979年3月任中国旅游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1981年7月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兼中旅总社社长，党组书记；1986年退居二线，任全国侨办顾问；1988年任全国政协华侨委员会第一常务副主任，这年7月，庄炎林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全国侨联党组书记，并被全国侨联全委会增补为全国侨联副主席，重返一线，这年12月当选为第四届中国侨联主席；1994年6月离职休养。

来源：贺州日报

庄炎林简介

原全国侨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