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页图文责任编辑：青山（系中华爱国英才网总编、王怀祖之子王晓青笔名）

此文见载于《中华爱国英才》内刊杂志2015年第1期 总第003期 专刊

1961年4月期间，周总理会见古巴教育部长阿曼多.达瓦洛斯
中间为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语系教师的王怀祖

回忆给周总理当翻译的几件小事

文/王怀祖 

周总理是我国最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学识渊博，风度翩翩。尤其是谦逊待人，与群众打成一片，更是人们赞不绝口的。我给总理作翻译有不少次，每次都深切地感到总理的关怀体贴和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作风。下面我举几个亲身经历的小例子：

1、1961年4月古巴教育部长访华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代表团，我坐在总理的身后做翻译。周总理谈笑风生，亲切感人，给古巴代表团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翻译过程中，总理谈到“电传”这个字，在60年代初这个字是新词，过去未听到过，我当时不知道怎么译，就坦白地告诉了总理，总理马上说这是个国际通用词，英文是teletype，可能西班牙文也类似， 我就问古巴客人，古巴教育部长告诉我是tele tipo。我一方面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汗颜，另一方面又非常佩服总理的学识渊博。接见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为古巴代表团举行宴会。宴会中总理和古巴教育部长先后致辞，并多次相互敬酒，言谈甚欢。我因为不停地在翻译，连筷子都没有动，但也并不感到饿。宴会结束后我还有任务，即为古巴客人翻译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这时，总理叫一个服务员过来，当着我的面告诉她：“这位翻译同志没有吃饭，下面还要为客人翻电影，请你在他的座位前放一个小桌子，摆些点心，让他翻译时用。”服务员听后马上就去准备了，我的心里却很不平静，充满对总理的无限感激，我想总理心中装着那么多的大事，居然还会注意到翻译没有吃饭的小事，这是多么无微不至地对下级和普通人的关心和体贴啊！总理对人民的关怀，对下级人员的体贴，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丝毫的架子，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所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和尊敬，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但是百闻不如一见，今天总理的关怀就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个印象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2、还有一件事，是我亲眼所见，也是深受感动，忘不掉的。那是周总理1973年4月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问大寨的时候。到大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山西省委举行了欢迎晚宴，当天就住在大寨，第二天开始参观。周总理第二天起的很早，就到住处附近散步，我当时也在外面散步，就和总理打个招呼，跟在总理的后面。因为天太早，天气还凉，路上看不到什么人。可是在一个梯田的山坡上却有一个老农在干活。总理看见他，立即和他打招呼，问长问短，还问了他的年龄。老农面容苍老，皱纹很多，看起来有七十多岁，可实际上却不到六十，这时总理反问他：“你知道我多大吗？你猜猜看。”老农说猜不出来，总理笑着道，“我比你大”，然后就说了自己的年龄。那年总理75岁，但精力充沛，步履矫健，一点都不显老。总理这种随时随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亲切热情地和他们交谈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不止这一次。

3、周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和翻译的亲切关怀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他和工作人员经常无拘无束地平等对话，交换意见，兼听众议，博采众长，建立了一种非常民主的内部关系。在他身边工作，有一个愉快的宽松环境，使人自然地愿把一切想到、听到的情况和问题毫无保留地向他反映和讲述。在他手下工作，人人感到心情舒畅，不紧张，不害怕，但又受到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一丝不苟的精神的感染而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和工作，不敢有任何懈怠和疏忽，因为总理在工作问题上是极其严格的，是不允许任何疏忽大意的。谁在工作上因疏忽犯了错误，总理是不讲情面的，批评起来也是非常严厉的。我亲身目睹过一次。

有一次我到西花厅去给总理做翻译，被接见的对象是一个南美代表团。我到后不久，总理就进来了，但是代表团还没有来。总理问工作人员怎么一回事，回答说，代表团因为前面的参观耽误了，正在往中南海赶的路上。总理很严厉地批评有关人员说：“你们怎么不早一点督促他们？你们不知道我的时间很紧吗？我是从政治局会议上请假出来的，那里还在等着我呢！你们不是在白白浪费我的时间吗？”总理讲话时，大厅鸦雀无声，工作人员深感愧疚地低下头，有人不停地打电话催促对方。好在客人很快就到了，总理才和平时一样，亲切而高兴地接见客人。我是第一次看见总理这样发火，感到有些紧张。同时也感到总理太劳累了，太辛苦了，他的时间太宝贵了，我们工作人员绝不能浪费他的时间，不然就是犯罪。

4、北京外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从建校之日起一向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例外，1970年的冬天，我们北京外语学院教改组（即后来的教务处）全体成员从湖北沙洋干校奉命回北京向总理汇报工作。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试点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我们在沙洋也为当地开办了英语短期培训班。但在办学方针上我们教改组和军宣队有些矛盾，所以总理要召见我们，亲自过问此事。1970年总理于十月、十一月共十次接见我院代表和外交部的有关同志，我作为教改组成员参加了四次。

在这四次接见中我有以下亲身感受：

①总理日理万机，非常辛劳，在处理国际国内大事之余，还在百忙中抽出很多时间过问外院的教育革命，而且都是在凌晨接见我们，每次会见都在三小时以上。他首先认真地听取各方的意见（第一次，11月6日凌晨），又组织我们去北大考察，听课，回来后汇报（第二次，11月7日凌晨），并请来北大的老师和学生当场进行教学示范，听取我们的评议（第三次，11月8日凌晨）最后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并亲自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他才发表结论性的意见（第四次，11月20日凌晨）我们对总理这种日以继夜不辞辛劳的工作精神和一丝不苟认真处理好每件事务的态度和工作方法非常感动。

②我们教改组的成员是各个系教师的代表，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因此心情是很激动和紧张的。在第一次接见时，总理一就座，就很风趣地说：“你们都吃了夜宵，我喜欢花生米，花生米就是我的夜宵。”大家都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总理开始看我们的名单，边看边念，在念到不熟悉的名字时就对本人进行亲切的询问，从本人的专业，出生地，家庭的情况一直问到文革中的处境，问得很亲切，很自然，就像谈家常一样。我们开始时的紧张一下子就放松了，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一位同志出身不好，母亲在文革初期被轰回老家乡下，总理就很关心他母亲的近况，并且还问这事对他和他爱人有没有影响，最后鼓励他不要背什么包袱。我因为做过总理的翻译，总理认识我，但对我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也问了我的工作和家庭情况，我的父亲虽然在文革中遭到陷害，被红卫兵打死了，但我怕耽误总理的宝贵时间，就没有提及。但总理的亲切关怀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回忆。

③在这几次接见中都有外交部的主要翻译参加，有冀朝铸，唐闻生，章含之等。总理在接见中特别谈到了翻译的重要性。他强调“没有翻译，重要的事，谈话双方相对无言，动都不能动。翻译是桥梁，传播主席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样的巨任，没有这个工具就不能沟通。”他举了几个翻译出错的例子后，说“外交谈判，本人固然重要，翻译也很重要，强的翻译可以帮助说话人在逻辑和用词上纠正过来。”他当场考问我们“倚老卖老”在几种文字的译法后，指出“翻译工作不容易，不仅要有现场经验，还要掌握材料、背景；要读各种资料，要知道外语的环境。要读地理、历史，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不仅是数理化，天文也要学一些。”在考问我们拉美在领海权问题上同美国斗争的是哪十四国时，说：“学外文不学地图不行，毛主席打仗从读中国地图学起，是苦练出来的，行军时也这样。这个苦功非练不可。”并且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诉我们如何读地图的方法。这些讲话对于我们这些既当老师又经常做翻译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们深深感到，作为培养未来的翻译工作者的教师，我们身上的重担和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