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永远的胜利”

对切•格瓦拉访问中国的回忆

文/王怀祖

（文章作于2015年12月底，于2022年06月14日重新编辑整理）

上世纪60年代年轻教师王怀祖（时年26岁）曾为切·格瓦拉作西语口语陪同翻译
1960年11月20日，王怀祖陪同切·格瓦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

古巴英雄切·格瓦拉（以后简称格瓦拉）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名字受到多少人的景仰，受到多少人的崇拜。我在青年时期曾经当过他的翻译，与他有一段不平常的交往，感到非常荣幸。

那是1960年的冬天。11月17日格瓦拉率领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到北京。当时外交部调集了许多单位的翻译人员组成接待组，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去机场欢迎了他，还与他握了手。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格瓦拉时的主要翻译是蔡同廓和陈用仪。我参加了一些座谈和参观访问的陪同翻译工作。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1月20日陪同他参观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

1960年11月20日，王怀祖陪同切·格瓦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

这次参观是在李先念副总理与格瓦拉举行了工作会谈并签署了两国政府的经济合作协定之后安排的。根据两国经济合作协定，1961年至1965年间我国向古巴贷款6000万美元，援建-些工业项目，并在1961年度购买古巴100万吨蔗糖及镍、铜各5000吨。格瓦拉对中国政府慷慨无私的援助非常感谢，赞不绝口。那天参观的心情也特别高兴。他对这次参观特别重视，对各种工业机械产品，特别是农业机械非常感兴趣。认为不少机械正是古巴目前所需要的，要在中国购买的。参观时他对产品的规格，用途和价格询问得十分详细，并且作了记录。并与操作和现场表演的工人亲切交谈。

1960年11月20日，王怀祖陪同切·格瓦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

我们参观了整整一上午，并且在展览馆门前与陪同人员一起合影留念。格瓦拉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平易近人，朴实大方，和蔼亲切，讲话时总面带笑容，使人感到很温暖，很体贴。与他沟通很容易，很轻松。

我当年26岁，小他6岁，他把我当作小弟弟一样看待，和我随意交谈，无拘无束，十分自然。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可爱可敬的大哥哥，而不是一位古巴革命的领袖和英雄。他对我说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喜欢读毛主席的著作，崇拜他的游击战术，他自己也写了一本《游击战》，是他学习毛泽东游击战的心得体会，所以他是毛泽东的学生(正因为如此，我后来将他的《游击战》翻译成中文出版)。他还对我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接见使他很激动，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他回古巴后一定会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全力支持传达给古巴人民。说实在的，在我的翻译工作中，像格瓦拉这样对一个翻译像小弟弟一样随意交谈，毫无顾忌地畅谈自己想法的国家领导人没有第二位。因此我对此非常感动。

然而当时我对格瓦拉的历史还不太了解，所以我对这次翻译经历没有充分重视，我们俩人有一张单独的照片，原来存在相片夹中，后来才觉得它太珍贵了，就拿了出来，放到其他地方，结果现在反而找不到了。

几年后听到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战死的消息很震惊和难过。开始翻阅一些他的资料，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他于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他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是西班牙的后裔，他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则是爱尔兰的后裔。切·格瓦拉是这个西班牙和爱尔兰裔贵族家庭的长子。早年学医，曾利用假期周游拉丁美洲。

1951年，休学一年环游整个南美洲。在这次游历中他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1955年他在墨西哥结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兄弟，参加了他们的革命组织，并很快成为卡斯特罗最得力和信赖的助手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在两年的战斗中他既是指挥官，又是医生，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游击战役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出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部长。后来却辞去职务，离开古巴到第三世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他离开古巴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有材料说他是自愿离开古巴到刚果和玻利维亚去打游击的；也有材料显示他是被迫离开的。

他临行前在给卡斯特罗写的告别信中说，他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的革命者都是在豪华的汽车里、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所以，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选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槃式的壮美结局。

我想，不管什么原因，他的出走最重要的还是他要解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穷苦人民的理想主义促成的。他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付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既是一种悲剧，又是一种令人尊敬的人格升华。

格瓦拉于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捕，继而被杀。自他死后，他的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世界左翼运动的象征。在世界上刮起的青年人赞美、崇拜格瓦拉的热潮中，格瓦拉成了传奇人物，有些民族甚至把他神化了。他的形象愈来愈高大、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愈来愈广泛。

最近我们一行四人到古巴去参观游览，本想拜会我曾经给他做过翻译的古巴前文化教育部长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上世纪60年代曾来中国访问并与中国领导人见面），可惜他生病住院了， 没有见到。只是与他的秘书CHELA和他的副手HECTOR HERNANDEZ见了面， 并且谈到了古巴革命先驱何塞·马蒂的思想以及将于2016年1月在哈瓦那召开的纪念马蒂的《“团结大众为所有人的幸福”第二次国际会议》。

1961年4月19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以古巴教育部长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为首的古巴文化代表团全体团员。图为毛主席与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亲切握手。中间戴眼镜的年轻中国人是王怀祖（时任北外教师，由外交部借调担任领导人西语翻译。）此照片刊登在1961年4月2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

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是古巴马蒂研究中心的总负责人。他的办公室就是研究和宣传马蒂思想的。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也是格瓦拉的亲密战友，他为格瓦拉的一本图片集写了一个序言，对格瓦拉有极高的评价。

这本图片集收集了格瓦拉1955-1966年的196张照片，从1956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在墨西哥坐牢的照片到1965年离开古巴去南美前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告别的照片。各个关键时刻的照片，包括战斗，训练，射击，与战友们在一起，与妻子儿女在一起，在胜利后的群众大会上，在联合国的大会上，访问中国和非洲与各国领导人的会见，在建设工地的劳动现场上，骑马，喝酒，抽雪茄，下棋，打棒球的照片，非常齐全，反映了格瓦拉短暂的但十分充实、精彩绚烂的一生。

这些照片充分表现了格瓦拉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革命领袖，英勇的游击战士，医生，而且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一向衣着简朴，没有任何做官的架子，能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

在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周末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如在甘蔗地或工厂里劳动。因此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成为全世界劳苦大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偶像和崇拜对象。

在这本图片集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把全身心献给人类最终胜利事业的革命者的形象。我们看到了作为游击队员，军人，部长，国家银行行长，外交家，政治家，思想家，父亲，妻子和儿子，体育爱好者，劳动者的格瓦拉。

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在文章中写道：“(格瓦拉)把他理论上的天才与他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他的成就在于，他锻炼和自觉地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和品质，以达到他认为的人类道德的最高阶段：革命者。他创造性地从我们美洲的精神文化，即玻利瓦尔和马蒂的文化中吸取了道德意识。认为在进行道德教育中，学校，文化、教育、政治和社会机构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又强调主观因素的特点，每个人都是自己最重要的决定性的教育者。”

“格瓦拉少校是20世纪最优秀的精神传统的标志，他的光辉将影响下一个世纪，影响21世纪的每一个人。他认为马蒂的思想：“ 人具有聪明才智的一面，又具有仁慈和爱的一面'是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统一在人的身上的。格瓦拉的一生典范地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在哈瓦那和古巴其他城市处处都见到格瓦拉的形象，他出现在T恤上，画报上，书本上，影碟上，海报上，年历上，各种建筑物上，广场的巨型雕塑上。古巴政府和人民对他的宣传远远超过了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的宣传。相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的巨型画像和雕塑，这也可以看出古巴领导人是不喜欢个人迷信的。

格瓦拉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是言行一致的诚实人，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但他“输出革命"的思想是不可取的，也是受到批判的。可是他被认为是“继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美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却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