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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与民族凝聚力
文/李道湘
（转载文章之 上部）
李道湘教授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绵延5000年而命脉不绝的中华文化，始终是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融合的精神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仍然能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提供价值支撑。今天和大家讨论的就是中华文化在民族凝聚力形成中的作用。
一、中华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源泉
民族凝聚力是使民族及其成员保持在民族群体内的向心力，也称之为民族内聚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所以如此强大，就在于中华民族对自己民族的核心价值的强烈认同。所以，要想了解中华民族凝聚力就必须了解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华文化基本精神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提炼升华起来的、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我们把它概括为：爱国主义、中华一统、忧患意识、自强不息、天人合一、民惟邦本、重义轻利、贵和执中、舍生取义、崇礼重德等。
（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核心精神
第一，爱国主义的内涵。
爱国主义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核心是对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繁荣兴旺等根本利益的关心与维护。列宁曾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中国人的爱国情，表现为对故乡、亲人的春恋，对祖先的崇敬。
中国人的爱国情，表现为对祖国壮丽河山的依恋。
中国人的爱国情，表现为对祖国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钟爱。
第二，爱国主义是一种家国认同的建构。
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一种情怀，这种情感和情怀经过长期的积淀并不断转化为民族的共识和认同，成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那么，它们是如何转化的呢?
一是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谊转化为爱家与爱乡的统一。
二是中华文化的伦理型特点转化为爱家爱国的道德要求。
三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内化为个体的爱家与爱国的统一。
四是5000年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的浸润和培养，构筑起牢固的历史文化记忆，建构起深厚的文化认同。
五是爱国主义传统已经转化为价值追求，形成了个人和社会群体的道德自律和行为准则。
六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凝聚，爱国主义转化为救亡图存的行动和实践。
（二）中华一统意识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价值支撑
第一，中华一统的内容。
政治一统。
大一统观念萌芽很早，《诗经》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① 周天子作为君统和宗统的核心，成为天下一体的象征。
孔子也提出大一统思想，力图建立一个西周式的大一统国家，以结束战乱，统一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理想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变成了现实。汉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基本上是沿袭“秦汉之制"，无论是政权结构，还是组织结构都没有什么变化，形成长达数千年的集权大一统的封建政体，并进而影响了广大国民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维护统一、忠君顺上的价值观念。
思想文化统一。
实行思想文化统一是君主专制的必然要求，当汉朝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以后，思想的统一就提到议事日程。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② 在这里，董仲舒以“六经”为标准，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思想，他把意识形态定于一尊，使之更加适应封建专制君主政体的需要，其独尊儒术的主张不仅被汉武帝采纳，推行于当世，而且在汉代至清代的2000年间行之久远。经过长期教化以及历史的积淀，这种定意识形态为一尊的思想大一统逐步成为多数中国国民的共识，并进而转化为社会各阶层人的心理定式。
民族一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实现大一统，必须解决“夷夏之防”的矛盾。如何处理夷夏关系呢?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呼天下，曷为以内外之辞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 ③ 由此可见，大一统与“夷夏之防”并不矛盾，它不是将夷狄摒弃于中华之外，大一统既指“诸夏”一统，也蕴含着夷夏一统。以“礼”教化内外，无所谓“夷夏”之别。这里包含着民族平等的意识。
【标注：
第二，中华一统意识是一种价值认同的建构。
“中华一统”意识铸就了中华儿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价值取向。
“中华一统”意识转化为一种价值标准。在评价重要历史人物时，往往把是追求和顺应“统一”还是要求“分裂”当作一个重要的尺度。
“中华一统”意识已经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准。
“中华一统”理念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显著标志。
（三）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持久稳固的心理情感基础
第一，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何谓忧患意识?
所谓忧患意识，是指一个人超越自我利害、荣辱、成败，而将世界、社会、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系于心中，对人类、社会、国家、人民可能遭遇的困境和危难抱有警惕并由此激发奋发图强的决心和勇气。简单地说，忧患意识就是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患难而产生的忧虑和思索。因此，忧患意识包含着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和强烈的责任意识。
忧患意识贯穿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中。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第二，忧患意识是一种使命意识的建构。
忧患意识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承载看深厚的民族精神。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体现。正因为有浓厚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虽屡经磨难，仍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强化忧患意识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强化忧患意识，有利于人们发现社会发展中的潜在矛盾、风险和困难，有利于人们在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利于人们正确对待自已的既得利益。
强化忧患意识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强化优患意识有利于凝聚全体中国人的意志，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四）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内在精神信念
中华5000年灿烂文化始终蕴含着一股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品格，是我们民族生存、繁行、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第一，自强不息精神的源泉。
《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相当于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历史宣言。从汉代到清代，历时两千年，《易传》的思想深入人心，其刚健、自强不息的观点，为全社会所接受。不仅对于知识分子，而且对于一般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积极作用，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无数志士仁人，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鞠躬尽瘁，不息奋争。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了、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反抗压迫精神。
第二，自强不息是一种信念的建构。
自强不息精神是一种内在的信念和力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自强不息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有的人失意时就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有的人却能不失斗志、奋发有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5000年而不曾毁灭，就因为她把自强不息的精神融进血液中，化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五)“天人合一”理念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思维力量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成果。
第一，关于天人关系的不同理解。
尽管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对“天人合一”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一致的，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二，“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建构。
首先，“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理念和准则。
其次，“天人合一”是维护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精神力量。
再次，“天人合一”是今天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理念。
又次，“天人合一”建构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认同基础。
最后，“天人合一”确立了天、地、人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六)“贵和执中”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同化力量
第一，“贵和”与“执中”。
“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的宗旨在于承认“不同”事物之存在矛盾和差异，这些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
和合思想还包括“和而不同”的理念。“和而不同”的理念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宽容精神和爱好和平的价值追求。
“允执厥中”简称“执中”，即守性不移，守死善道，不偏不离。中国古代的“贵和”观念，往往是与“执中”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论语·尧日》开篇记载先圣尧传给舜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允执其中”，舜又将此言传给禹。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篇首写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中"，是指为人处世要掌握好一个度，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这个“度”，就是事物的标准、中心、主体，说到底就是一个“德”字，凡事“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不偏向任何极端，追求对立两端的统一与和合。
第二，“贵和执中”是一种民族品格的建构。
民族凝聚力从本质上说就是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就在于它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理念，如同“厚德载物”大地的品格，不仅孕育了万物，而且涵养包容了万物。这种包容万物的品格促使了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民族大融合，铸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这种包容品格融汇了多元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这种包容品格吸纳融合了各种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并不断创新发展使中华文化历经5000年而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种包容品格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深深积淀在每一个成员的意识中，并内化为价值理念，持久并深远地影响着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包容品格创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为中华民族成员的个体发展提供了和谐环境。
【注：本文作者李道湘系中华文化学院（又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成员、教务长、博士生导师、哲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