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注：王守之先生是著名西班牙语翻译家、语法家、世界知名学者王怀祖教授的亲生父亲，是香港中华爱国英才联合会社团法人王晓青先生的亲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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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守之先生（1904-1968，徐州市人）

王守之，徐州方言研究第一人

原作发表于2012-11-10

原创作者：燕宪俊   档案提供：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  编辑：张瑾  校对：于凌

王守之（1904-1968），徐州市人，1924年毕业于省立徐州第七师范学校，在铜山县、徐州市、东海县、南京等地的小学任教。七七事变后，在西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是他的汉语老师。1940年大学毕业。毕业后在重庆女中、复旦中学等中学任教。1946年起，在徐州师范学校及扬州师院高邮分校、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等高校任教。曾任徐州市政协委员、徐州市人大代表等职务。1968年，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不幸逝世。

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王守之的《国语入声字与徐海入声字变读比较》，是60年前王先生送给张绍堂的。这本徐州音与国语音对比研究的珍贵书籍最终回到了他的主人当年工作的地方，算是适得其所，是一个最好的去处了。

民国初期加入国语教育促进会

几年前，我去徐州文化老人张绍堂先生家拜访搜集撰写硕士论文的资料，第一次从张老口中听说了王守之先生的大名。此后张老又多次提起王先生及他的那本著作《国语入声字与徐海入声字变读比较》，这本书是当年王先生亲手送给张老的，张老在身边保存了整整60年，连同他的其它藏书都捐给了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这本徐州音与国语音对比研究的珍贵书籍最终回到了他的主人当年工作的地方，算是适得其所了，是一个最好的去处了。今年已102岁高龄的张老很清楚王守之先生在早期徐州方言研究的贡献，多次催促我写点有关王先生的文字。

王守之先生是现代徐州方言研究的第一人，他对徐州方言的研究不晚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发现并提出了徐州音和北京音声调对应的“三一律”这一重要理论。

从二十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推行的国语运动，提出了国语统一的口号。国语就是现在称呼的普通话。要推行国语，就要解决之前汉字用直音、反切等注音方法带来的弊端困难，于是文化界的先进分子在1913年制定了注音字母，到1918年由当时政府教育部公布推行。1920到1923年间，教育部开办“国语讲习所”，培训各省区选送的学员，各省区教育厅也分别举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1926年9月1日，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国语注音符号新教本》等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丛书。

王守之先生在任教的早年就致力于国语的教学推广。他1924年七师毕业后，在徐州当小学教员时参加到了教授注音符号的国语运动中。1926年9月，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成立，国语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王守之加入了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为国语推广做了不少工作。

据张绍堂先生回忆，1921年他在徐州见到注音字母，时为一位张姓老师所研习，尚未教授学生。此后，徐州第一高等小学的文兰若老师举办了注音字母学习班，同时教学国语读音，也就是学说北京话，徐州各小学语文教师大都参加了学习。以他和陈野樵、徐中干、王秋魂、闻贞白等为主的爱好者，组成了话剧组织，演出了不少话剧，如“蔡松坡”、“一文钱”、“范进中举”、“张文祥刺马”等，推广了国语。

这一时期他还兼任《徐州民报》副刊的编辑。《徐州民报》为日报，创办于1928年11月，一版为广告，二版为要闻简报，三版为本埠新闻，四版为副刊《乐园》、《民间》及广告，发行量为七百份，在群众中颇有影响，1937年底或1938年初徐州将要沦陷时停刊，前后存在十年的时间。张绍堂先生当时去《徐州民报》投稿时认识了王守之，王先生当时在徐州中枢街小学任教。王先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赠书给张绍堂的。
 

编写抗日剧，教授普通话

王守之的昔日同事顾兴化1986年在《徐州日报》发了《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身——怀念王守之同志》的纪念文章：“抗战前夕，守之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掩护地下党的同志；抗战期间，守之同志在重庆任教时，在抗建堂曾为支援抗日前线将士的募捐演出伴奏；静观场的月夜，青木关的松林，都留下了他那悠扬的琴声和国难当头时慷慨激昂的琴声。”

1928年5月，日本鬼子在济南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当时王守之在徐师附小任教，附小的老师们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李可染（时任美术老师）、王守之（时任语文老师）、柳哨庵等经过商议，三人合作编写了一曲《济南血》京剧现代戏，他们自编自演，激励了群众的爱国热忱，也抒发了心中的义愤。

1929年间，王守之因对教育当局不满失去职业，和地下党员靖大康在皇藏峪寺庙度过了两个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靖大康即靖任秋（1905-1996），徐州铜山县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南昌起义时在叶挺部队二十四师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受命潜伏时任国民党新编第五军第四师副师长。后任第二野战军第十纵队参谋长等职。解放后，担任过天津市政协委员、国家交通部党组成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第五、六两届）等职务，1981年1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1992年离休，1996年去世。上世纪60年代初，靖大康路过徐州时曾到徐师院看望王守之。当时靖大康已经在华东局担任重要工作。

1934到1937年抗战前夕，王先生在南京中兴门小学教学，这一时期，他的系列国语小丛书出版。这套丛书有：《国语入声字汇》、《国语入声字与徐海入声字变读比较》、《生活的伴侣》。在南京任教期间，除了出版了国语丛书之外，还发表了《怎样教学国语注音字母》的文章，得到了北大语言学家黎锦熙教授的赏识。

王守之在南京中兴门小学任教时，该校有好几个徐州同乡，有的是做地下工作的，张哲梅就是其中的一位。星期天他们在教室里开会，王守之就在院子里坐着拉胡琴，放哨掩护他们。他还给张哲梅介绍了小学教师的工作。1949年的冬天，张哲梅带着四个卫士从武汉到北京开会，路过徐州专门看望王守之，并请王在“三珍斋”吃饭，叙了多年不见的旧情，足见两人友谊之深。

七七事变后，南京面临沦陷，王先生于是到了西安，后来又到了陕西的成固，在西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跟随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学习汉语知识等。

1939年5月19日徐州沦陷一周年时，王先生想到了家乡沦陷，国事日危，悲愤交加，便想着要为家乡做点事情，于是写了《徐州方言集》序，接着便开始搜集研究徐州方言，后来又写了《中国文学史译编》1至6册手稿、《诸子群经韵读》若干册。

1940年大学毕业后，他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五六年间辗转换了数所中学，编了一大本带注音字母的教材教学生学习，教四川学生学习普通话，同时也把家乡徐州话和北京话的四声对比规律介绍给四川学生。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暑假，王先生回到徐州，在徐州师范学校任教，把徐州方言和北京音的对应规律又给徐州的学生提了出来，教来自徐州市区及各县的学生说普通话，并把徐州方言和北京话的对应规律首先在语文教学中结合起来。
 

教徐州人发好入声字

王守之的《国语入声字与徐海入声字变读比较》成书于1935年暑假，1936年出版。徐海，当时沿用徐海道的旧称，这里所指地域应该是徐州。时任南京兴中门小学校长的马式武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说，“为贯彻推广国语的素愿，和解除徐海同胞读音困难起见”，特编写这本书，“以供查考，如有疑问，一检便得，为徐海研究国语的人，增加便利不少。”可见，王守之著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徐州人掌握古入声字的国语音读法，以推广国语。

在这部著作里，王守之先生首先发现并提出了徐州音和国语音声调对应的“三一律”：凡徐州读声直而平的字（即第一声），都改读成高而扬的字（即第二声）；凡读声高而扬的字，就改读为弯而曲的字（即第三声）；而读声弯而曲的字，就改读为直而平的字（即第一声）。而第四声徐州话和国语音声调一致。

作者罗列例字来介绍了这一规律。如“三民主义”四个字，若按普通话应分别读为第一、二、三、四声，若按徐州话来读，就要分别读为第三、一、二、四声。又如“唇齿相助”几字，普通话分别读为第二、三、一、四声，徐州话则分别读作第一、二、三、四声。

王先生在这本书《例言》里说：“只要照我发明的‘三一律读法’去读，包你不查字典，会断定文字的四声，不到北平去，会说国语话。”

不过这条定律，只适用于大多数汉字，古入声字却不符合这个规律，故此他又著了《变读比较》这本书，教徐州人发好入声字的音。

这个首先由王先生发现并提出的“三一律”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王先生对徐州方言研究的一大贡献，对徐州人掌握徐州话和普通话的声调对应规律有着现实的指导作用。

另外，王先生的著作《国语入声字汇》对徐州人学习入声字也很有帮助。王先生的译作《生活的伴侣》搜集了国外最富有内容的二十余篇童话故事，是适合儿童兴趣的读物。书中每个字的旁边注有正确的国语注音，是为了在儿童中推广国语读音之用。

王先生的这套国语丛书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是最早研究现代徐州方言的著作，而以个人名义出版丛书，在当时更是绝无仅有的。这套丛书，让徐州方言研究走在了全国前列。

张喆生先生1986年《徐州方言调查》一文中说：“直到二十世纪初，我国的语言学家才利用语音符号（如国际音标），精确地记载语音材料（音节、单词、短语、成篇故事等），然后进行古今音的对比。徐州则更晚一些，到了四十年代，才由王守之先生首次运用近代方言调查方法研究徐州语音，王先生力反‘厚古’的积习，努力地让徐州方言调查与当时‘国语’推广密切结合起来，使它为现实的语文教学服务。他第一个提出了徐州音与北京音声调上的对应规律，王先生确是徐州方言调查的一位功臣。”

斯人已去，岁月如碑

徐州解放后，王守之担任了徐州师范学校教导处副主任。当时的市教育局局长李迪生曾给他题字：“作一个模范的模范教师。”此时，徐州成立了教师进修学校，王先生被请去代汉语课，不辞辛劳，白天在师范学校上课，晚上去进修学校代课。他的课很受欢迎，在进修学校上课的好多是中小学的语文教师，他们对王老师很尊敬。早些年，还听到有的中学老师回忆：“王老师每个礼拜都要挂一次小黑板，哪怕是一笔一划之差，都要学生把错字改过来。”“我现在教学的这一套，也是当时王老师教给我的。”

1956年上半年，王先生的书《徐州人怎样说普通话》完稿，寄给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又订了合同。不想此书出版时署名却变成了另一位教授（后来，他的儿子王怀祖也曾遇到这种学术剽窃的事宜，他翻译的格瓦拉《论游击战》一书，后来被人原样照搬在外地出版了，内容竟然丝毫未变动。），而书中内容有很多是他的稿子原文。心血被人窃为己有，这令王先生很气愤。

1956年暑假，王先生被调到扬州高邮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工作；1957年暑假，又转至无锡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58年暑假，无锡师专改为徐州师范学院，迁至徐州，王先生也跟着回到了家乡徐州，在徐师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教授汉语课，先后担任现代汉语的语音、语法及语言学、古代汉语等课程，同时还自编了以上课程的教材。王先生的专长是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对音韵学也有很深的造诣。

从1940年起，王先生开始编排古韵谱，到1965年《古韵谱三十部》完稿。这是一部音韵学的大作，青灯黄卷冷板凳，是王先生25年心血的结晶。音韵学号称国学中的“绝学”，艰涩枯燥难懂，热爱此门学问的他却自得其乐。炎炎夏日，汗流浃背，他不在乎；烈烈寒冬，手脚冻僵，也不顾及。他是如此地专注于工作，一张方桌上摆满了一个个古字，他挑来挑去，把古字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摆好后，再斟酌，重新返工。这个工作利用寒暑假完成，手稿完成后，连同《徐州人怎样说普通话》一起，由徐州三中的张喆生老师于1965年5月代为寄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某某同志。不久文革开始，所寄手稿如石沉大海。文革后，王先生的夫人吕淑芳曾给社科院写信问过稿子下落，没回音。家人还到社科院询问查找，始终没找到稿子的下落，十分可惜。

解放后，王守之先生在徐州师范学校任教。1951年，他加入民盟，后任徐州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此后又在扬州师院高邮分部、徐州师院等高校任教，文革中的1968年6月不幸被迫害逝世。1985年平反昭雪，当时《徐州日报》刊载了王守之同志追悼会简文。市有关部门及王先生的生前好友、故交参加了追悼会。王守之先生的学生，曾担任过徐州文教局副局长、文联主席的佟苏丹敬献了挽联：“治学罹祸育人有罪，含泪离人间旷古冤情成痛史；缅怀往事痛失师表，欲哭苦无泪抚今我辈何为心。”吕淑芳老师写了《哭师》的长篇祭诗，表达了对王先生真挚深沉的怀念。

吕淑芳老师曾在徐州三中、十八中工作，退休后参加自学考试，上老年大学，学国画。在王先生耳濡目染的影响下，吕淑芳对方言也产生了兴趣，自己着手研究四川方言，写下了厚厚的《四川人怎样说好普通话》的手稿。吕淑芳老师整理了《王守之同志生平纪要》，留下了王先生最珍贵的生平材料。这些事迹材料也成了写作本文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吕淑芳《王守之同志生平纪要》手稿，1991年；

王守之《国语入声字与徐海入声字变读比较》，南京共和新印书馆，1936年；

北京市语言学会编《中国语言学百年丛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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